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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某与熊某甲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作者 谢庆标律师 浏览 发布时间 16/02/25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某乙。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某某公司。
杨某某原审诉称,熊某甲于2012年10月26日向本人借款5000000元逾期不能归还,本人提起诉讼和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作出xxx号民事裁定书。在执行该民事裁定时,发现熊某甲已于2013年9月4日将其所持有的某某公司30%股权转让给其弟熊某乙,熊某乙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熊某甲的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熊某甲此前曾向本人承诺用该股权为其借款提供担保,但迟迟拖延不予办理担保手续。熊某甲无对价转让其所持有的某某公司30%股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串通实施的侵权行为,属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资产的违法行为。现请求判令:撤销熊某甲于2013年9月4日与熊某乙签订的转让某某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熊某甲原审辩称,本人于2013年7月12日至9月4日在第三人某某公司短期持股,没有实际出资,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行为是退还,故不需支付对价。其与第三人熊某乙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杨某某申请保全第三人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2013年9月4日杨某某曾提起诉讼,此时杨某某已知股权转让事宜,本案诉讼起诉时间是2014年11月,已超过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杨某某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杨某某主张的债权没有得到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其主张撤销权没有法律依据。杨某某起诉时将熊某乙和某某公司列为第三人违反程序。杨某某曾对第三人的30%的股权主张过权利,后被法院解除查封手续,并且驳回了杨某某的请求。第三人熊某乙及某某公司其他股权已经在汉口银行办理了质押,股权质押行为属于汉口银行优先权,杨某某的请求有法律障碍。综上,请求驳回杨某某的诉讼请求。
熊某乙、某某公司陈述意见与熊某甲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某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2年8月2日,股东熊某乙持股90%、王某某持股10%。
2013年7月1日,某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1、王某某退出公司股东,将公司10%股份转让给熊某丙,熊某乙没有异议。2、熊某乙将公司股份30%转让给熊某甲,将公司20%股份转让给熊某丙,王某某放弃优先受让的权利。3、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4、因公司注册后没有经营行为,由转让后的各股东按照注册股份比例对公司经营进行实际出资。”
2013年7月4日,案外人李某某向第三人某某公司转账支付500万元。2013年7月9日,案外人熊某丙向第三人某某公司转账支付373.5万元。
2013年7月12日,第三人某某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事项载明:“熊某乙持股40%(出资400万元)、熊某甲持股30%(出资300万元)、熊某丙持股30%(出资300万元)。”
2013年7月12日,第三人某某公司向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转账支付了1245万元土地出让金。2013年9月10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某某公司颁发了权证号为蔡国用xxx号的土地使用权证。
2013年8月25日,第三人某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1、到2013年7月10日,熊某乙向公司账户交纳871.5万元,占交款的70%;熊某甲应交纳373.5万元,占交款的30%,实际未交纳;熊某丙应交纳373.5万元,占交款的30%;公司实际到账1245万元。2、公司已按蔡甸土地局要求将土地出让金1245万元转入指定财政局账户。3、要求股东熊某甲将373.5万元股权款在8月30日之前转入公司账户,如不能交款,则不能在公司占股,其占有的30%股权,由出资人熊某乙占股,熊某甲应无条件协助办理退股手续。”同日,某某公司还作出1份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因公司股东熊某甲应交纳的373.5万元不能交款,不能在公司空占股份,其已占有的30%股权,应退还实际出资人熊某乙。”
2013年9月3日,熊某甲与熊某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熊某甲在某某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熊某乙。同日,某某公司作出股东会变更决议,主要内容:“股东熊某甲将其在公司的30%股权300万元出资转让给熊某乙,变更后股东出资额及比例为熊某乙出资额700万元,占注册资本70%,熊某丙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同日,熊某乙向某某公司转账支付500万元,某某公司向案外人李某某转账支付500万元。”
2013年9月4日,某某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事项载明:“熊某乙持股70%(出资700万元)、熊某丙持股30%(出资300万元)。”某某公司出具的xxx号出资证明书,载明熊某丙于2013年7月9日出资373.5万元(银行转帐);第002号出资证明书,载明熊某乙于2013年7月10日出资871.5万元(银行转帐)。
2014年9月24日,熊某乙、熊某丙分别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以登记在各自名下的70%、30%某某公司股权(合计100%)出质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担保债权为3300万元,并于2014年10月14日在武汉市蔡甸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原审另查明,熊某甲于2012年12月26日分两次向杨某某借款500万元。杨某某于2013年12月16日、2014年1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熊某甲偿还借款本金合计398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担保人王某某等承担连带责任。该院审理后分别作出了xxx号、xxx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熊某甲应偿还借款本金共计398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担保人王某某等承担连带责任,该两案现在二审中。
2014年11月14日,杨某某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熊某甲于2013年9月4日与熊某乙签订的转让某某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审理中,该院依杨某某的申请,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查封熊某乙在某某公司的30%股权。
原审法院认为,熊某甲及熊某乙、某某公司认为杨某某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已过权利除斥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杨某某提起诉讼时间为2014年11月14日,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杨某某曾于2013年12月16日起诉熊某甲要求偿还借款,而熊某甲及熊某乙、某某公司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某某在此之前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故该院对该辩称意见未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杨某某诉请的主要依据为2013年9月3日熊某甲与第三人熊某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认为熊某甲无偿转让股权损害债权人权益。在股权转让中,价格的确定是一个重要内容,而股权的价值与有形财产不同,其由多种因素构成,不能简单以股东出资额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结合本案事实,熊某甲在某某公司持股54天,从银行账户明细可以显示某某公司资金的来源及流向,其中并无熊某甲出资交易记录,也没有熊某乙或某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记录;而股权转让时均未约定转让对价;以上事实能够与某某公司历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相印证,熊某甲及熊某乙、某某公司所陈述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在熊某甲短暂持股期间未能履行出资责任的情况下,其将股份退出而未要求熊某乙支付股权款,不能当然认定为无偿转让或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同时,熊某甲退股发生于杨某某向熊某甲主张债权之前,鉴于现无证据证实熊某甲向某某公司实际出资,亦不能认定熊某乙及某某公司明知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害而串通熊某甲退股的事实。因此,杨某某主张其权利受到损害,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主张事实的存在,也未能举证反驳熊某甲及熊某乙、某某公司举证证明的事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求,该院对熊某甲、熊某乙及某某公司的合理辩称意见予以采纳,对杨某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杨某某负担。
杨某某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3年7月12日,熊某甲受让熊某乙名下某某公司30%的股份,只需向熊某乙支付股权对价,无需向某某公司支付出资款。熊某乙名下个人银行账户往来明细并不能合理排除熊某甲已履行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义务。熊某乙于2013年7月12日就已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工商登记变更申请书,依照交易习惯,应当认定熊某甲在变更登记前已向熊某乙交付了股权对价。熊某甲将其拥有的某某公司3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熊某乙损害了杨某某对熊某甲的债权,杨某某依法拥有撤销权,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某某一审的诉讼请求。
熊某甲、熊某乙及某某公司辩称:2013年7月12日至9月4日,熊某甲在短暂持股54天,没有向股东熊某乙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对公司进行实际出资,其股权转让行为没有损害熊某甲的债权人的利益;某某公司已将全部股权质押,杨某某请求撤销熊某甲的股权转让行为存在法律障碍;杨某某对熊某甲的债权已经由xxx号和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另行提出撤销权诉讼,是对诉权的滥用。故杨某某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熊某甲转让其所持有的某某公司30%股权给熊某乙的行为是否应予撤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规定:“因债权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杨某某主张的撤销权成立与否,取决于熊某甲转让某某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造成熊某甲财产损失,进而影响杨某某债权实现。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某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日,股东为熊某乙和王某某,其中熊某乙持股份额为90%,王某某持股份额为10%。2013年7月1日,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王某某退出公司股东,将公司10%股份转让给熊某丙,股东熊某乙将30%有股份转让给熊某甲,将20%股份转让给熊某丙。并明确因公司注册后没有经营行为,由转让后的各股东按照注册股份比例对公司经营进行实际出资。”2013年7月12日,熊某甲和熊某丙变更登记为某某公司新股东,各占股30%。但熊某丙和熊某甲受让股权后均未向出让人王某某及熊某乙支付股权对价,熊某丙只向某某公司账户打入资金373.5万元。而出让人熊某乙不仅未收到股权转让款,还向某某公司账户打入资金871.5万元。最终熊某丙占股30%,熊某乙占股70%。熊某丙和熊某甲受让股份不向出让人王某某及熊某乙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且熊某乙与熊某丙持股份额按打入资金的比例确定,而与是否持有某某公司原有股份完全无关的事实表明,某某公司原有股份并不对应实际价值,同时也说明前述股东会决议所称的股份转让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而是股东身份和投资份额的重新确定,其实质是股东对公司出资的认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同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某某公司在熊某甲在不能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于2013年8月25日作出解除熊某甲的股东资格,并将熊某甲持有的30%股份退还给实际出资人熊某乙的决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而此后,熊某甲与熊某乙签订协议将某某公司30%股份转让给熊某乙的行为实质上并不是进行股权转让,而是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解除熊某甲的股东资格,退还某某公司30%的股份。
熊某甲认缴后未实际出资,退出某某公司股份对其财产当然不产生实质影响,因而对杨某某债权的实现也不产生影响,故杨某某关于撤销熊某甲股权转让行为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某某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杨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